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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果報”思想在小說中的演化及興盛

■ 邱益蓮

“果報”思想，作為文藝創(chuàng)作心理，幾乎貫穿古今中外。像《基督山伯爵》《促織》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》等，無不打著明顯的果報印記。

《基督山伯爵》中，老板莫雷爾一直心地仁慈，對唐泰斯（基督山伯爵）有恩，后來公司要破產(chǎn)，莫雷爾要自殺時，基督山伯爵為他解困，并且讓他的兒子一生衣食無憂。而費爾南多、維爾福等壞事干絕的人都遭到應有的懲罰。《促織》的主人公成名為人忠厚老實，因完成不了官府分派的上交蟋蟀給宮廷的任務，而被逼得差點家破人亡，后來兒子的魂化為促織，勇猛善斗，成名將此促織獻給官府后，善人得到善報，從此裘馬揚揚，過著世家生活。

明清古典小說大都含有“果報”思想，《促織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果報，即因果報應，它是佛教理論的核心。果報的理論基礎是“業(yè)感緣起”論，認為生死輪回、善惡報應都是自己的業(yè)力感召，即人們通常所說的“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”。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命運與他的“前業(yè)”有關(guān)，“業(yè)果善不善，所作受決定；自作自纏縛，如繭等無異”（《妙法圣念處經(jīng)》）。我們的先民雖然很早就對鬼神極力崇拜，也擁有原始的報應思想，但對長期以來惡人得福、善人受欺的現(xiàn)象感到極度的困惑，對人生的變故感到極為恐慌，對生命的凋零感到萬分無助。自從佛教傳入中國，它第一次從理論上將這些長期困惑人類的問題解釋為“果報”，使得迷惘的心靈頓時豁然開朗。作為反映先民這一心路歷程的文學作品——小說，從誕生之初就將“果報”思想表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，而且隨著時代的發(fā)展，將“果報”的內(nèi)涵演繹得越來越豐富，使其生命力越來越旺盛，大有長盛不衰之勢，“果報”意識很快根植于人們心中，“果報”觀念幾乎成了歷代小說的基本母題。

“果報”思想是如何在小說中演化的？又是什么原因使“果報”觀念能在歷代小說中暢行無阻？

“果報”觀念在小說中的演化

前小說時期，社會上就流行著“天道福善禍淫”“善自命長，惡自命短”的意識，這就是“果報”觀的早期形式。如《左傳·襄公十四年》師曠說：“夫君，神之主也，民之望也。若困民之主，匱神乏祀，百姓絕望，社稷無主，將安用之？弗去何為？”又說：“天之愛民甚矣！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已從其淫，而棄天地之情？必不然矣?！睆膸煏绲倪@番話中，我們不難看出天道鬼神、禍福報應觀念對人們思想的影響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我國古代小說在佛教的催生下以一種獨立的文體形式誕生了，并且它一出世就與宗教思想糾葛在一起，“果報”思想在作品中表現(xiàn)得極為明顯，“果報”觀念也成了當時作品的基本主題。如《宣驗記》中周氏三子皆啞，是因為周氏幼年時毒死三只燕子遭到的報應；王導兄弟因殺鵲而得惡疾。人物的命運與他們自己的業(yè)緣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

隋唐以后，隨著“果報”思想深入人心，表現(xiàn)“果報”思想的作品也越來越豐富，“神道施報”成為小說的主調(diào)。如裴度當初是一副“便當餓死”的相，只因“偶拾貴器”還給了失主，便有神相士來告訴他說其相有大變，“此必有陰德及物，前途萬里”，后裴度果然位極人臣。

宋以后，果報的內(nèi)容更寬泛了，小說的主題不再局限于陰陽相報，神道施報，而是摻入了許多人道回報的成分。如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，《貪歡報》第一回《花二娘巧智認情郎》的故事?！都t樓夢》中王熙鳳因接濟劉姥姥后，后來壞事做絕的王熙鳳遭報應時，是劉姥姥救了她唯一的女兒巧姐。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中，有許多類似《促織》的故事，均顯示“果報”理念。盡管其中不乏天道報應的觀念，但更主要的是展現(xiàn)了善舉善報、知恩圖報的主旨。

一言以蔽之，中國小說的基本框架和主旨是建立在“果報”觀念的基礎之上的，盡管果報的內(nèi)涵隨著時代的發(fā)展而發(fā)生變化，但從古至今，中國的小說里總是忽隱忽現(xiàn)地閃爍著“果報”的影子。

“果報”思想在小說中長盛不衰的原因

“果報”觀選擇小說作為載體，來承載它的教義，使之代代傳揚，長盛不衰，是有多方面原因的。

首先，是巫、僧、道等神職人員宣揚教義的需要。在古代社會，百姓普遍沒有文化，很難讀懂各種宗教經(jīng)文，加之各種經(jīng)文、咒文深奧枯燥，神職人員要推廣教義，宣傳思想只能尋求一種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。于是，他們就有意識地把晦澀難懂的經(jīng)文編成一個個生動的故事，并講唱出來。這些故事正是我國小說的前身。

其次，先民意識中對鬼神觀念的極度崇拜。先民生活時期，由于生產(chǎn)力極為低下，對許多自然現(xiàn)象無法解釋，對自身生老病死的無可奈何，只好把一切歸為神力，因此，對鬼神產(chǎn)生了極度敬畏和崇拜的心理。在這種心理支配下，積善積德成了先民的道德基礎?！胺e善之家，必有余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”“善自命長，惡自命短”的思想深入人心，先民自覺不自覺成了“果報”思想的奉行者和宣傳者。這樣一來，關(guān)于果報的故事也就得以廣泛流傳，以致代代相承。

“果報”思想的盛行還因為統(tǒng)治階級的極力提倡?！肮麍蟆毙麚P生死輪回、善惡報應都是自己的業(yè)力感召，“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”，個人的當官發(fā)財、生老病死、姻緣匹配等都是前生已定的。既是輪回，命中注定的東西，人力自然是無法改變的。歷代統(tǒng)治者發(fā)現(xiàn)這種“果報”思想對控制百姓的思想，維護自己的統(tǒng)治大有裨益，于是大力宣揚，教百姓安于現(xiàn)狀，接受命運的擺布，不要有任何越軌的想法。這樣一來，皇帝就可以高枕無憂，做著子孫萬世為王的美夢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宗教就被統(tǒng)治者大肆利用甚至歪曲，為了提倡宗教，在全國大肆修建廟宇道觀，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就是一個典型的明證。隋唐時代佛教在中原極為興盛，從唐僧曾代表國家遠涉西天取經(jīng)，就可見唐統(tǒng)治者對宗教的重視程度。宋元明清時期，統(tǒng)治者不僅廣建廟宇道觀，而且史無前例地大肆賜封宗教人士。

由于統(tǒng)治者的刻意倡導、渲染，“果報”思想深入人心。這些理論被文人領悟、吸收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意識中，文學創(chuàng)作中滲透著宗教意識、“果報”思想也就成了一種自覺不自覺的行為。

“果報”思想也是國民心靈的慰藉。面對現(xiàn)實的黑暗，統(tǒng)治者的腐敗，生活在苦難中的百姓，根本無力反抗現(xiàn)實，也不敢反抗，但又特希望有超越人力的力量來懲治惡人，于是，“果報”就成了國民最好的心靈慰藉。人們寄希望于神，希望“惡有惡報，善有善報。”有了這種信念，盡管現(xiàn)實極端黑暗，百姓仍能找到生存下去的信念。像《促織》中社會環(huán)境已是極端腐敗黑暗，竟因“宮中尚促織戲”，就使得百姓家破人亡，無以生存。被逼到絕路的主人公成名，只因為人善良老實，竟然在苦難中得到神助，兒子的魂化為勇猛善斗的促織，最終成名得到善報，不僅擺脫貧困，過上富裕生活。之后，久操童子業(yè)的他在科舉路上也如愿以償。當他富裕后，兒子也恢復了健康。其實，這都是作者一種美好的愿望，也是當時百姓希望善良老實的人會有老天爺照顧的一種美好期待。

“果報”思想，經(jīng)過幾千年的錘煉，在中國百姓的思想意識中已扎下深深的根基，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小說中總能找到“果報”影子的原因。